中国如何从澳超中汲取灵感

中超联赛决定通过引入“工资帽”以做出重大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澳超的启发。此举可能会为澳洲人带来更多机会，并终结对来自欧洲的大牌球星的引援。亚洲足球专家约翰·杜尔登（John Duerden）解释说。

在2016赛季的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CSL）中，有9名澳大利亚球员参加了比赛。

防守型球员格外抢手，像是马修·斯皮拉诺维奇（Matthew Spiranovic）与迈克尔·斯维特（Michael Thwaite）这样的球员一定很享受通过与周围最优秀的天赋型进攻球员进行较量从而测试自己的能力。

与一些世界上顶级的大牌教练进行合作的机会也是一种福利，而且相对优渥的合同也没什么坏处。

在亚洲最佳的联赛之一，同时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联赛中拥有如此多的机会，这对澳大利亚足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好处，而这个机会消失后就错过了。

而且它的确消失了。在2019年，并没有澳大利亚人活跃于中国足坛。

2017年，中国足球协会（CFA）决定对联赛中外籍球员的数量进行限制。

政府担心本国的大量资金会流向欧洲和南美洲的俱乐部、经纪人与球员的口袋。

此前，俱乐部可以派遣三名外籍球员，以及一名来自亚洲足球联合会（AFC）成员国的球员出赛；但是2017年“亚洲外援配额”被取消，这导致各俱乐部在自家联盟中寻找球员的动机降低，球员们很快就被放走了。

少数韩国人与偶尔几位乌兹别克人被留了下来，但是无论正确与否，各俱乐部之间的态度是，他们宁愿从欧洲或是南美洲引进人才，而非亚洲的其他地区。

这种情况很可能在2020年改变。

去年年底，这一限额有所提高。在即将到来的赛季中，各俱乐部将被允许于本赛季派出四名外籍球员；而中国媒体已经在猜测，随着更多的韩国、乌兹别克斯坦与澳大利亚的球员大量加入，亚洲代表在联赛中的比例将会增加。

原因之一是这些球员更便宜，而现在执掌中国足球俱乐部的那些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这一点。

当澳大利亚率先启用“工资帽”引领方向以来，另一个主要的亚洲联赛也紧随其后。当然，金额是完全不同的。

国内球员的年薪不能超过约210万澳元，而为国家队效力的球员的薪资则要高出20％。

新签约的外籍球员将能拿到高达475万澳元。

中国官员曾研究过澳大利亚的上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澳大利亚足球超级联赛（A-League）的上限有助于使各俱乐部平稳发展，即使该额度使澳大利亚的俱乐部在亚洲处于竞争劣势。

与主要竞争对手韩国和日本相比，中国的报价仍然很高。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俱乐部更具有可持续性，球员的薪水不应超过俱乐部总支出的60％，而且其每年的总支出亦被限为约2.05亿澳元。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解释了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我们的俱乐部烧掉的钱太多了，我们的职业足球也没有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运营。如果我们不及时采取行动，我担心它会崩溃。”

中方尤为欣赏澳大利亚的“工资帽”的一点是，它将会鼓励球员走向海外。在亚洲与欧洲各地都有澳大利亚人参加足球比赛。

这正是中国足协对中国球星的期望，并将其视作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中国球员的工资普遍上涨，使得中国球员更难以将目光投向欧洲与亚洲的其它地区。

球星们本身更喜欢呆在“家里”赚更多的钱，而同时欧洲的俱乐部则不鼓励在引进中国球员上进行押注——过去成功的案例也不多，因为他们并不便宜。

当然，以前也曾进行过规则更改，而且一些俱乐部是否会、或者如何规避这些规则还有待于观察。

奖金并不包括在这一限制内，而这可能是使问题复杂化的一个领域；此外，还可能会出现激励机制，以“说服”球员与俱乐部签约。

随着中国足球看起来更像澳大利亚一些，看看新规则如何运作（或无法运作）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